文 _ 荞麦

为了告别的聚会

文 _ 荞麦

2003年我们大学毕业，正逢SARS流行，所有程序都显得随便而且匆忙，答辩也只是抽了几个倒霉蛋，我没有被抽上。当时我觉得自己很廉价，廉价得让人万念俱灰，在北京待了两个月，就一声不吭逃回了南京，什么都不想做了。

毕业的散伙饭我去吃了，酒也喝了一点。新闻在当时还算是个热门专业，我们是大学扩招的第一届，一个班有50多人，都是1981年左右出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几乎都来自江苏省内，这使我们有一种集体性的淡漠，并未产生太多离愁。手机和网络在2003年已经开始普及了，我们随时可以找到对方，我们不再散落天涯，我们随时都能见面。

结果，在之后的很多年，除了个别同学，其他的人我一面都没再见过。

毕业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同学聚会，接到同学的婚礼邀请函我就扔进抽屉里，装作不知道。有同学打电话问我怎么没出现，我就装作很忙、忘记了、有急事。即使在同一幢大楼里上班，我们也没有相约见面。

我想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这样，十年过去了。有热心的同学组织“毕业十年聚会”，我一反常态地想去参加。在聚会的前一天，组织者—一个高个子的男生给我打电话，接通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打扰了”。通话结束时，他竟然又跟我说了一句“打扰了”。

他们尽力联系了所有人，但在这样一个很容易被找到的时代，依然有3个人下落不明。大学曾经是改变人命运最多的地方，而差不多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大学失去了这种魔力。这十年里，因自身努力而变得富有的同学从事的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房地产公司、房地产网站、房地产广告业。大学不如房地产能改变命运，或者说个人的命运越来越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这是时代最强烈的缩影。

我以为我会看到一些巨大的变化，但每个人竟然都没有怎么变，男生并没有变胖，有几个女生变美了，仅此而已。好像这十年，时间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只是带来了很多的小孩。几乎每个人都有了小孩，除了我。小孩子在包间里跑来跑去，很快玩成一片，一度打起架来，后来又和好了。除了谈论小孩之外，大家不停地说：“要多组织这样的聚会，至少南京的同学应该经常聚聚。”每个人都附和，但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假的。然后，大家拼命合影。

如果回头去看，这十年里，我关于人生的所有决定几乎都是错误的，同时又跟我相称。就在前一天，因为雅虎邮箱要消失了，我整理邮箱里的邮件时，翻到十年前一位劝我去上海发展的老师发给我的邮件，他说：“我知道想让你下定决心很难，但以我职业生涯的经验，原来与我程度差不多的人，现在大多数还在一些小媒体混日子，意志消沉，他们少的就是关键时刻迈出人生关键一步的勇气。不过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在另一封信里他又说：“在南京的报社工作，时间长了会有惰性，想保持高格调，比较困难。”

很不幸，他说的话几乎都对，只有一句话不对：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2003年，还是“用新闻改变社会”的理想鼓舞我们的时代。十年过去之后，当年这么鼓舞我们的人，恐怕也不会这样豪迈地讲话了。

最终我们都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人，伴随这一切的是传统媒体的衰落。新闻不再是令人向往的专业了。职业的理想早就丧失了，命运却还没有展示太多威力。再等十年，我们可能才会看清楚命运的轮廓。现在我们言笑晏晏，意识到自己是被很多无奈和平庸所包围的一代，却透露出一种集体性的淡漠。

有个同学说：“这么单纯的聚会，单纯到令我受不了。”确实太单纯了，没有利益关系，谈不上多么深刻的友情，同学间没有谈过恋爱，连八卦都欠缺。我们仅仅是因为种种巧合，一起在当时还鸟不拉屎的新校区待了三年，后来又在老校区待了一年，宿舍里经常有耗子。有些人读了我那本写青春回忆的《最大的一场大火》，里面几乎找不到同学们的影子，但还是有人声称看得掉下泪来。只有我还没有结婚生子，但因为我写字，他们也觉得可以理解。

不能理解的是我自己，我不知道自己还在挣扎什么。

十年之后，又遇到禽流感，但大家没有那么恐慌了。每个人都好好地活了下来，脸上也都能恰当地露出笑意。相聚的意义是我们可以为对方的青春证明。背景音乐当然是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主题曲。横幅上贴着一些老照片、一些新照片，放在一起才知道我们确实经历了时间。也要对着照片互相提示，我们才能完整地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我们拥抱、微笑，不谈论这十年各自经历过怎样的幸福、快乐或者失落、痛苦，不倾吐心事。我们举了举杯，但没有人醉，没有人哭，也没有人感慨。所有想象中“毕业十年聚会”会出现的场景，都没有出现。

这天下午，我在书店有个活动要参加，一个现在依然很瘦的男同学自告奋勇用他的电动车送我去书店。在滚滚车流中，我把手放在他的腰上，摸到他腰部一圈薄而结实的赘肉。就在那一刻，我一阵轻松，放下心来。时间带给我们的东西，原来都在每个人自己才知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