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管我妈叫汪姐。除了真该称呼她为姐的小年轻，还有看上去至少比我妈大一轮的，也有几乎可以归类为老年人眼看快要退休了的，各种目测不像是精神有问题的中老年人，都管我妈叫汪姐。我仔细回想，没管我妈叫过汪姐的，似乎只有我姥姥姥爷，他们要是也叫她一声姐，确实有点乱套。我爸是叫过的，理亏告饶，或者打趣时都叫过。我当时想，我长大可能会被叫作张姐吧，这是我妈应该传给我的一种极具威望的头衔。

我妈是个裁缝，铺子就开在我爸学校门口的街上。我爸是大学俄语老师，现在听起来好像挺知识分子的，当时我爸的身份却让童年的我遭受了不少轻慢。因为我爸是体育大学的。在体育大学教俄语，就感觉是走个过场，学生们都要好好搞体育，学俄语无非对付。我家就住在大学院里，那院里几乎所有人都穿着运动服，挺拔、欢乐、生机勃勃。我爸差不多是那院里唯一驼背的人，也不是，大门口看门的何大爷也驼背。何大爷当年可能快七十岁了，但是全院人都称呼他为大爷，包括只有几岁的我。就像我妈被叫作姐一样，那个院里所有人的称呼都是以不变应万变的。

我们院住的大人基本都是教练，小孩就是教练生出来的运动神经发达的小野兽。而作为一个俄语老师和裁缝结合的后代，我可以算是伶牙俐齿、心灵手巧，只是跑不快跳不远，玩什么都显得最拖后腿。

“你爸教啥的？”

“我爸基础部的。”

“基础部？干吗的？”

“教俄语。”

“怪不得。”

还经常发生这样的对话，小伙伴们看着玩儿什么都没他们利索的我，又得知我爸教俄语，毫不掩饰露出果然“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鄙夷神色。教跳高的、教跳远的、教篮球的、教排球的……我当时觉得他们的父母太高级了。我也经常看到他们的父母，拎着我只在电视里看过的标枪、链球什么的，率一众人马意气风发向田径场奔去。

而我爸就没什么存在感。我家有一些俄语书，但我从来没见我爸看过。他不坐班，也不加班，那时候没人加班，我看到的所有大人都有工作，但都应付得比较轻松，都挺闲的。除了我爸他们基础部的英语老师，英语老师都在外边办英语班，教中小学生英语，我就被迫跟其中一位老师学，学新概念英语。我爸没这个机会，社会上没有俄语班，没那么多人觉得有必要懂俄语。那时候人们口耳相传的新时代必修技巧是英语、游泳、开车。我爸也没教过我俄语，倒是经常敦促我好好学英语，还去他同事那儿打听我在英语班的表现。我至今只掌握几个俄语单词，记得星期六的发音有点像“袜子搁在鞋里呀”。

我妈虽然不是学校的人，却是体育大学一呼百应的人物，爱打扮的学生、赶时髦的老师、卫生所打针的阿姨、院长的太太……那院里一大半女人的衣服都是我妈做的。现在有个词叫匠人，我觉用在我妈身上还挺合适的。我们家裁缝店里每天都有三两个妇女拿着料子比比画画，我妈在缝纫机、木尺、大熨斗、大剪子、三角形画片、时尚杂志中穿梭，她们七嘴八舌反反复复，在不断地犹豫、推翻后定下最终的样式，露出幸福的笑容。那时候还不兴空调，每到夏天总有一堆要做连衣裙的阿姨汗津津地挤在我家商量来商量去，电扇摇头摆尾地转着，但是也无法为她们吵吵嚷嚷的热忱降温。一般临走的时候她们会高高兴兴扔下一句“汪姐，就交给你了！”顺道捏一下我的脸。我对这个仿佛规定动作的流程颇有微词。我妈说：“你就认了吧，这是生意。你不让她们捏，她们不来做衣服怎么办？大人捏你，是为了表示喜欢你，你可爱。我小时候也这么过来的，我现在想让人捏也没人捏我。”以至于我那时候就对人生产生了很消极的认识——活着就是小时候有人捏你脸，长大了他们捏你孩子，管你叫姐，而你还会匪夷所思地希望他们捏你。

其實我相信，就是我当时立马攥住她们的手腕，直接拒绝被捏脸，那些妇女也依然会来做衣服。因为我能感受到她们对我妈那种由衷的信赖，甚至很多时候，她们不做衣服，就是闲得没事，也要来店里坐坐，摆弄摆弄画片，翻翻服装画报，说一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有时候我妈和她们莫名其妙地笑作一团，很偶尔地，还有人哭过，我妈也跟着哭过。现在回想起来，我家的裁缝铺就是个八卦集散地，那阵子“八卦”这个词还不这么用。我记得那时候刚兴起个词叫“送礼”，大家提起来还都神神秘秘的。有个阿姨评职称，做了几天思想斗争才拎着几斤鸡蛋、一把香蕉到院长家坐了坐。第二天院长把鸡蛋、香蕉送去托儿所，说是看望看望祖国下一代，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阿姨到我妈面前哭笑不得地讲了一遍，说不是院长廉洁，而是她带的东西太上不了台面了，才搞出了这个喜剧效果。还有个教数学的老师，总来抱怨她婆婆做菜太抠，根本不够吃。我觉得那个老师特别好看，白净、温婉，即使说婆婆坏话，脸上也不见戾气。比起来，汪姐长得就没那么温柔，用现在的说法，那叫不高兴脸厌世脸高级脸，反正就是乍看起来不太好说话，有点不那么好惹的样子。

汪姐的所谓厌世脸其实是非常文不对题的，你和她接触三分钟，就会发现她热情如火，容易相处，她何止不厌世，简直太热爱生活了。店里没客人的时候，她自己也闲不住，不是边哼哼歌边踩缝纫机，就是边翻画报边看电视。店里放了一个小黑白电视，是家里买了彩电之后挪过去的。汪姐看电视特别喜欢和主持人互动，主持人并不知晓屏幕外有一个能量过剩的她，她也能一句句接住主持人的话茬。那时候电视一共没几个频道，一种节目叫社教节目，类似于《为您服务》，介绍一些对现实生活既不能雪中送炭，也算不上锦上添花，用隔靴搔痒才能比较准确形容的生活小技巧。一般开场是一阵煞有介事的音乐，之后，主持人挺僵硬地坐在一个台子后边，一脸假笑地张嘴了：“亲爱的观众朋友，您也许知道？菖？菖？菖，但您一定不知道？菖？菖？菖？菖……”汪姐这时候会头也不抬地说：“我怎么不知道？就你知道，看把你能的！”然后主持人亲切而详细地介绍完那些不着调的妙招、技巧之后，她又会很蔑视地抱怨“什么破玩意儿”。

然后晚上回到家，她依然不知疲倦，会把白天听到看到的挑精华给我爸复述一部分。我爸哼哼哈哈，也看不出是敷衍还是真诚地附和一部分，一天就基本结束了。院长去托儿所看望下一代事件给我爸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我也确凿地记得那两样倒霉的东西是鸡蛋和香蕉。我的童年记忆里的标志性物件，除了缝纫机、大熨斗，竟然还有了我并没有亲眼看见的从院长家拎到托儿所的鸡蛋和香蕉。

我爸好像一度想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最终没有付诸实践是觉得未免有出卖同事的嫌疑，外加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专注于诗歌，不该冒险尝试其他文学体裁。那几年我爸迷恋文学，尤其是诗歌，经常在家高声朗诵普希金、莱蒙托夫，并且以能读懂原文而倍感骄傲。有时候也会朗诵些原创作品，具体的我一句也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个频频发生的场景。

我记得有一回我爸异常激动地拿回家三张电影票，说是通宵放映的译制片，一晚上三个电影。由于没时间把我送去我姥姥家，外加本来就富余一张票，两人决定把我也带去。于是我人生第一场通宵电影出现得早了一些，当时我竟然只有六岁。放映的第一部是《罗马假日》，还没看完，我就比里边的公主还困了，所以第二部第三部我全然没有印象了。第二天我妈表扬了我，说睡得很安静，原是很怕我在里边哭闹的，说隔壁座位看到他们带了孩子颇有些不满，而我一声不吭非常给他们长脸。

电影院的环境严重影响睡眠质量，虽是躺在我爸妈腿上睡了一夜，我第二天上课依然浑浑噩噩的。而我爸妈都目光炯炯，一个去讲了俄语，一个继续在裁缝铺里为人民服务。我放学回到店里，一堆女人正各抒己见就做斜裙还是一步裙争论不休。我放下书包出去玩儿，两小时之后回来，听到的第一句话依然是“斜裙，我还是坚持斜裙”。一位阿姨摩挲着料子坚定地说。那一刻我有点恍惚，不确定是进了什么时光隧道，还是她们真的就这么虚度了两小时光阴。我长大后一看到那些时间循环的电影，都想起小时候在裁缝铺推门而入的瞬间。每一次进去都有标志性的台词——斜裙，提醒你又进入了循环时空。还有一次，出现了更戏剧的场景，也是一堆妇女七嘴八舌安乐祥和地讨论着款式，猝不及防地，一位阿姨忽然咣当一声昏倒在地。一众妇女惊慌失措扑在她身上抢救，按人中、掐虎口、轻轻摇晃……我妈吩咐我去沏糖水。糖水下肚，阿姨像电视里的烈士那样渐渐苏醒。原来是废寝忘食讨论衣服低血糖发作了。

反正那几年，我们家的裁缝铺日日人头攒动，每天都有很多面目模糊的阿姨，而汪姐就是那一锤定音的唯一清晰的女王。我至今仍觉得她是我认识的人中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一位。

我一直觉得我妈女王式交际花的裁缝生涯是被一位叔叔动摇的，虽然她自己认为有更理性的原因。

叔叔姓牟，首次登门是个周末，是来找爸爸的。周末爸爸没事也会到裁缝店打打下手。牟叔叔骨瘦如柴，第一次来的时候非常焦虑，目光闪烁多疑，屋里轻微的响动都会引起他的警惕，脑袋随响动摇摆，仿佛拨浪鼓。他长得极度愁苦，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依然没遇到谁看着比他更愁容满面。那时候我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大富翁》，那里边一旦衰神附体就会盖房失败，过路费加倍，每每碰到懊恼不已。牟叔叔的脸立马让我想起了衰神附体。

他似乎很腼腆，数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但他又好像非说不可，逐渐向喋喋不休转换。话匣子打开之后根本难以自持地滔滔不绝，反反复复叙述着他胃出血住院了，而他老婆不闻不问异常冷漠，几乎没有去医院照顾他的经历。他看起来的确是病人的样子，说全世界的胃都在他肚子里出血了，我也是信的。那长相像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反正就是非常倒霉但好歹还有一条命的感觉。他说话时双手绞在一起，干瘦而愤怒的表情看起来竟有些好笑。

武娟，这个名字我依然记得的，像鸡蛋和香蕉一样，这个在叙述里反复出现的叔叔老婆的名字也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牟叔叔不止一次来访，看着好似是找我爸倾诉，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妈在配合倾听。汪老师，他叫我妈汪老师，而不是汪姐。

在牟叔叔连续来了几个周末，失魂落魄反复讲述同样的故事不久，这个传说中的武娟也来了我妈的裁缝铺，来换一条坏了的拉链。她长得像一匹健康的马，高、壮，有一排整齐洁白又好像有些太长了的牙齿。感觉确实不太适合出现在病房里伺候病人，过于强健的气质和医院不太搭配。我无法把她和牟叔叔联系在一起，对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在一起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牟叔叔为什么总来说他和他老婆的事？”我颇有些不解。

“因为他和他老婆以前都是你爸的学生，一起留校结婚的，他父母在外地，可能没人说吧。”我妈回答。

“他俩都是学俄语的？那个像马的阿姨也学俄语的？”

“哎呀，不是啊！这院里没有学俄语的。他们都是搞体育的，你爸教过他们俄语，但他们主要学的是体育。”

“牟叔叔也是学体育的吗？”我表示怀疑，牟叔叔看起来随时会死的样子。

“可能搞理论的吧。具体我也不知道。”

“你烦吗？他讲的事特别重复。”

“还行吧。挺可怜的，我觉得他也是找不到地方说才鼓足勇气来的，不说出来该憋闷坏了。反正就听听呗，其实帮不上什么忙。”

后来牟叔叔还是断断续续地来，基本可以确定他身体恢复得不错，至少侃侃而谈的时候不知疲倦。如果店里有生意，他就默默坐在一边，不会不懂分寸地讲他在医院被冷落的故事。顾客走了他立马卷土重来，幽怨地倾诉起武娟对他的不人道。一句话可以总结的事，他非要讲述得说来话长。有时候周末来裁衣服的多，他也捞不到多少说话的机会。有次赶上中午，他看我妈太忙，还带我去食堂吃了饭。我妈好像就是有一搭无一搭应付着，但眼见牟叔叔越来越正常了，虽然依然皮包骨，但脸上气色好了很多，不那么衰神挂相了。用现在的说法，他基本算是被我妈治愈了，我觉得汪姐对人有种本能的体贴，这点她自己可能都不十分清楚。

随着牟叔叔的康复淡出，来做衣服的人也渐渐变少了。用我妈的话说，不仅变少了，而且顾客越来越土气。因为商店里成衣选择越来越丰富，裁缝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些吵吵嚷嚷的阿姨还是经常来，裁缝铺里依然热火朝天，但是她们大部分是来聊天的。家长里短的八卦依然在此汇集，但是裁缝汪姐的业务正在日渐缩水。

同时，我们家晚上也经常宾客盈门。常常是我放学看到一伙人叽叽喳喳在裁缝店聊天。回家没多会儿，又有三五个叔叔阿姨乘兴而来。晚上家里这一波，是我爸的朋友。那时候我爸已经写了三四年诗，和市里一批热爱文学的文青来往热络。这伙人要是三五个一起来，必定带着酒，不多时就喝个东倒西歪，聚会最后总会朝着不着边际的方向发展，差不多每次把客人送走都需要我爸媽苦口婆心的劝说。我爸不胜酒力，每到聚会尾声都显露出厌烦的神色，送客时也几乎是强颜欢笑。但是待到下次聚会开始，又是热情高涨。见证了几次他的情绪变化，我想起他经常刻薄我的那句——记吃不记打。如果只是一两个所谓文友来家里，通常是不喝酒的，就是聊文学，聊啊聊，人一少好像就特别适合业务切磋，聊到兴起还有个叔叔住下过。

有一天晚上家里没客人，我妈忽然说要把裁缝铺关了，转行干洗店。我爸颇有些震惊地问：“干洗店是干什么的？”

我妈说就是不用水，用药水洗衣服，能更好地养护衣服。她说她忽然感觉到疲惫了，商店里的衣服越做越好看，她不想再费脑子了，想干按部就班的事。干洗店是不需要审美的，只要掌握技术就行。

那一瞬间我轻微地感受到幻灭，因为我其实挺享受做一个裁缝二代，以为长大了那间铺子会顺理成章由我继承，也有一堆女人喜气洋洋围着我，我会接过我妈的大剪子大熨斗成为新一代女王。

我妈向我爸讲了她对裁缝铺、干洗店的前瞻性认识。她认为，做衣服的人会越来越少，买衣服的越来越多，而高档的衣服需要好好养护，干洗店商机无限。

我爸频频点头，但担心我妈低估了开干洗店的风险。

“姑且一试呗。我当年开裁缝铺不也是头脑一热，在厂里和工友不愉快，就不想干了。心想着蹬缝纫机从小就会，又爱打扮，不如就开店做衣服。在书店买了两本服装剪裁的书，拿着挂历练手，慢慢就学会了，虽说也到老裁缝那学过几天，但其实真论技术也就一般，最根本的还是我的眼光。我属于靠脑子的，看的服装画报多，给她们提的建议洋气，说白了是技术平庸，审美超群。现在商店里什么都有了，我那套不行了。而且我好像也没有原来的心气了，我都不想穿做的衣服了，商店衣服真漂亮呀！当初那股不知道哪来的热情消失了。我现在的心思就是搞个干洗店试试。”

汪姐的果敢非一般人能及，她把手上的活儿做完，我家的裁缝铺就扩大成了干洗店。干洗机、水洗机，各种药水、各种尖端设备被她引进铺面，还把隔壁不做了的食杂店也租了下来，风风光光地开业了。

干洗店与裁缝铺不同，光靠我妈一人是不行的。我爸不上俄语课的时候虽然不坐班，但他还是惦记着用那些时间来写诗，就提议要我舅舅来帮忙。我妈及时制止，说宁肯找勤工俭学的学生，也不让家里人掺和进来。可以员工开除，又不能开除弟弟。

于是，我从每天放学到裁缝铺写作业变成了到干洗店写作业。对了，开干洗店那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原来的班主任生孩子去了，换了一个新班主任也姓汪。我兴冲冲回家告诉汪姐，我们新老师和她一个姓，叫汪带娣。

“我可不跟她姓一个汪！她家很愚昧。”

“你都还没见过，干吗这么说？”

“叫带娣的都是重男轻女，想让你们老师带个弟弟来……哎呀，这倒也不赖你们老师，你别告诉她啊！”我妈背后说老师坏话，又明显有些后怕。

干洗店生意还好，之前那些争执斜裙还是一步裙的阿姨一部分变成了顾客，也偶尔有人带着些大了、肥了的衣服裤子求我妈帮着改小改瘦。店里虽不像之前那么热闹，却好像更多了一种做生意的感觉。我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来取衣服的人表情差异特别大。之前裁缝铺，来取衣服的阿姨们都难掩兴奋激动，跃跃欲试要和她们的新衣服打照面。而干洗店取衣服，则平静许多。相熟的看也不看，新客人可能会仔细检查，生怕哪里洗得不够干净，可要赶紧当面说清。

汪姐总是在熨烫环节亲力亲为。她说，熨烫是干洗店的精髓。刚洗出来的衣服都是皱皱巴巴，再干净也是不起眼的。把洗好的衣服熨得板板正正，才算彻底大功告成。作为一个退役裁缝，我怀疑她在熨烫中找到了某种隐秘的存在感。

亲自熨烫衣服的汪老板还在那年办了一张信用卡，领到卡那天，她健步如飞，说感觉到她的信用卡在钱包中蠢蠢欲动。只是当时可以刷卡的地方并不多，她总是绞尽脑汁找地方刷卡，而后每月坐半小时公交车去还款，乐此不疲体会着自己理解的现代生活。这种乐趣并没持续太久，坚持了一年之后，她又感觉到了无聊和费劲，坐着公交车把信用卡注销了。

我爸的文学圈聚会依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其间他在省级刊物发表了几首诗歌，收到面值不菲的汇款单，更是激发出了更多文学热情。我爸还趁着去北京出差时，去更大的杂志社投稿。接待他的编辑竟然是一位著名诗人。他谦恭地询问编辑老师的姓名，编辑报出大名，他顿时激动万分，回来和我讲述那段经历时都眉飞色舞。

“你特别喜欢那位大诗人的作品吗？”我问我爸。

“其实看得不多。”

“那你高兴成这样？”

“你不知道他多有名。而且他确实非常平易近人，和他聊天真是如沐春风。”

“他喜欢你的诗吗？”

“他说和他们刊物的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我爸黯然了一瞬间，“但是他真是太平易近人了。”

傍晚出现在我家的叔叔阿姨除了文学爱好者，又复杂多元了一些，有号称要徒步穿越哪儿哪儿哪儿的，有已经为自己油印了诗集的，还有画画和爱好电影的，反正热闹得群魔乱舞。汪姐穿梭其中，端茶倒水，有时候也跟着骂骂咧咧的，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能感受到一种珍贵的亲密，好像所有人都敞开心扉，那种明亮、欢愉、海阔天空，让人难忘。

有一次他们猜起了谜语，我坐在角落里懵懂地听，崇拜极了，觉得他们太高深太有意思了。当然，我只记得这情绪，一个谜语也不记得了。

有个阿姨画了两幅肖像送给我爸，一幅是个鬈发外国人，一幅是我爸。我爸告诉我那个外国人就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那个普希金。我说，原来那个阿姨是个女画家。我妈忽然接了话茬，她说哪那么容易就女画家了，她是个画画的女的。我妈使用语言如此准确，她不搞文学可惜了。

后来一个据说也写诗的白胖阿姨经常领着她的黑胖女儿来我家，她们俩有不同方向的大舌头，就是口齿都不特别清晰，但错误的发音方式又不尽相同。如同她们都是胖子，却一个白，一个黑。黑胖女儿比我小一岁，据说学习成绩很好，还会唱美声，被我妈认定为我学习的榜样。据说她还特别机智，一个例证是有一次白胖阿姨被外边的事耽搁了，没及时赶回家给她做午饭，被反锁在家的她在饥饿中想起了二楼邻居家的电话，求救过后，她找出家里所有的鞋帶、绳子之类接到一起，甩到楼下，吊上来邻居准备的饭菜。白胖阿姨绘声绘色地讲了这个急中生智的要饭故事，丝毫没有反省自己为什么不及时回家给黑胖妹妹做饭。我爸妈在接下去的一周里又数次添油加醋复述了这个故事，反复夸了黑胖妹妹一礼拜。他们总结，她具有超出年龄的生存能力，并且非常聪明。

由于这个故事里的英雄小主人公是我见过的，就提不起学习的兴致，心里还多少有些逆反：她有必要为了顿饭那么忙活吗？就她那身板饿个三天也不至于出什么问题。卖火柴的小女孩要是有她这么能折腾也不会悲惨死去了……愤愤不平让我浮想联翩。我仔细回想，汪姐在裁缝店创造美的时候也经常忘记给我做午饭，但我很少感到饥饿难耐，对于饭的态度一直是早点晚点无所谓，甚至吃不吃都行。我得出结论，胖子对饿的敏感程度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越胖越对抗不了饿。甚至在这之后的许多年，我每次看到和这事毫不相干的黑胖子，都觉得他们曾经搜罗了家里所有的绳子，拼命接在一起，只为了吊上来一篮子饭，眼前会自动出现他们吭哧吭哧接绳子而后饿虎扑食的虚拟画面。

除了女儿，白胖阿姨讨论的基本都是文学前沿的内容。坦白说她口才还挺好，虽然口齿不清，但做到了口若悬河。我爸我妈好像都挺喜欢她。我和黑胖妹妹也玩儿得不错。她告诉我她妈妈逼她学习各种才艺，美声、美术、国际象棋，休息时间被各种兴趣班占满，到我家几乎是她最大的休息。她说白胖阿姨还希望她能到我家主动表演，别家长推一步才走一步。我告诫她差不多得了，她接绳吊篮的楷模故事已经够经典了。她对我的泡泡纱居家连衣裙流露出艳羡目光，我还非常仗义地求我妈给她做一件。我妈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但据她推断，那女孩穿不会好看。果不其然，她把裙子塞得鼓鼓囊囊的，我能感觉到白胖阿姨和我妈都有一点犹豫，夸还是不夸。

我其实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误以为自己穿上什么衣服就能变好看，从小目睹着阿姨们取衣服时热切期盼的眼神、她们试穿后平凡的效果，作为旁观者，我认为这一切非常荒诞、徒劳。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觉得穿衣服他们就能变好看。我以为，冬天一人一件军大衣，夏天干脆全裸最方便，没必要绞尽脑汁地打扮。我问我妈：“妈你说这些人是不是叫贪慕虚荣？”

“别瞎用词了！所谓穿衣之道，大有学问。人靠衣裳马靠鞍。”我妈铿锵有力地回答我。

“你不是说好好学习最重要吗？”

“都重要。你这个岁数学习最重要。不过人生在世吃穿二字也很有道理。哎，你说我把洗衣店盘出去开个饭店怎么样？”我妈顶着她的不高兴脸兴致勃勃地对我说。

“你快别了，我真不想放学后去饭店写作业。”

那时候干洗店也遇到一些磨人的事，洗衣工的疏忽，串色、缩水、破损都发生过，洗坏了就要赔偿。而且那时候很多衣服压根就没有洗标、缩水比，到底需要干洗还是水洗，哪些面料容易掉色，哪些不能加温，全凭经验。基于对面料的熟能生巧，能大致判断的只有我妈。就是说，她身兼老板和店里的业务骨干，根本没法真正轻松。除了真洗坏的，也被吹毛求疵过，客人指着衣服上针眼儿大的所谓污渍，坚决要求重洗、返工，洗好后还要求免单。这还是有生意的时候，更多时候是没什么生意。体育大学周围，并没有那么多衣服需要送出来洗。

然而，我妈又开动脑筋和学校的招待所展开了合作，定期会有一大批床单、被套、桌布送来，算是一项稳定的进项。

我爸的文学事业也稳步发展，他一度成为省里小有名气的诗人，经常去参加一些文学笔会，还因为收到一张超大面额稿费汇款单在体育大学引起轰动。那时候汇款单都是寄到收发室的，所以据说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我爸发财了。

省报副刊还给他做了一个图文并茂的专版，把他归纳总结为一个精通俄语、醉心诗歌的知识分子。汪带娣老师曾在家长会上见过他，看到报纸之后兴冲冲和我确认。我故作平静地肯定了，报纸上那个戴着墨镜的诗人就是我爸，其实非常狐假虎威。

然后，那年夏天一直下雨。江边的台阶被江面覆盖了，防洪纪念塔下再次成了防洪重地。我爸把他那笔巨额稿费的大部分都捐了，还和那些常来我们家吃饭的作家朋友们搞了一台抗洪主题的朗诵会。一开始好像就是几个朋友的小型民间活动，后来白胖阿姨联系了电视台的编导，就越做越大，变成了要在电视里播放的比较严肃的朗诵会。

录制朗诵会当天，我和我妈都去了现场当观众。出发前，我妈把我爸要穿的衬衫反反复复熨烫得平平整整，感觉应该直接送去展览，而不该覆盖在任何肉身上。后来我爸上台了果然有点配不上那衣服，他稍有些驼背，显得衣服很端庄，他本人差了点意思。白胖阿姨穿了个印着京剧脸谱的连衣裙，好似不管不顾，破罐破摔。我和黑胖妹妹挨着坐，除了为家长要上电视激动以外，其实有点百无聊赖。有位年过七旬的老诗人情绪激动现场赋诗两首，高亢激昂。朗诵会过半，老诗人说他又即兴创作了三首，被录播导演好言相劝，没有现场全部朗诵。

以我当年比较幼稚的审美判断，老诗人的诗挺假大空的，再加上年事已高，严肃中有种人人不敢拆穿的滑稽。

“他這个算‘诗失禁’吗？”我小声对我爸说。

“怎么这么没大没小！”我妈隔着我爸小声怒斥我。

“你别说，这个真的很机灵很准确，我女儿也很有文学才华。”我爸竟然没批评我。

“也？还有谁很有文学才华？你吗？”我妈坏笑地瞅着我爸。

要说咬文嚼字还是汪姐第一。

朗诵会播出的日子，我们一家三口守在电视机旁。“诗失禁”的老诗人出现了，白胖阿姨携带一身京剧脸谱出现了，而挨着白胖阿姨朗诵的我爸没有按时现身，好像老师点到你的学号忽然跳过去了。我妈一副很懂的样子，说这不是直播，这是录播，不一定按照现场朗诵顺序来。录完了编导还会重新剪辑，可能我爸被剪辑到压轴位置了。但我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离朗诵会结束越来越近，我偷偷紧张起来。直到字幕划过，开始播广告了，我爸都没出现。显而易见，我爸被剪掉了。我爸表现得很克制，需要仔细观察才能检索到他的泄气和失望。

我爸我妈都没有说话，我想安慰一下我爸，又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晚饭的时候，我爸对我妈说：“多拿些酒来，因为生命只是乌有。”

“爸你这话太有诗意了。”我其实不太知道什么叫“只是乌有”，只是想讨我爸高兴。

“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个葡萄牙诗人写的，可能都快一百年了。”

“我看了你书柜里的《茶花女》。”我搜肠刮肚找到了一个看似随便聊聊，其实挺有技巧的话题。我爸一直希望我多看书，把觉得我可以看的都放在书柜的低层。

“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喜欢阿蒙杜瓦，我觉得他太对不起玛格丽特了。”

“其实吧，在男的里他算不错的。”我爸边说还边点了点头，一副颇有心得的表情。

我妈刷碗的时候小声和我愤愤不平，不理解为什么癫狂的老诗人和大舌头的白胖阿姨都被收入了节目中，明明最有气质风度的我爸被剪掉了。由于要克制音量怕我爸听到，她表情简直有些狰狞。我和我妈的疑问基本完全相同，但在我爸面前也若无其事。我第一次意识到家长也是需要呵护的。生活就是如此，你以为是个高光时刻，甚至你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什么，却终究不了了之了。你想假装不在意，但其实所有人心知肚明你的尴尬。

不确定是不是朗诵会的事让他不痛快了，反正此后他开始翻译一本俄文诗集，不那么热情地自己创作了，晚上来我们家谈天说地的叔叔阿姨也逐渐变少。我不知道是我爸通知他们别来了，还是他们各忙各的自己不来了，反正就感觉是各奔东西了。

白胖阿姨和她的黑胖女儿也一改频繁造访的习惯，第二年春天才重回视野。白胖阿姨兴致勃勃和我爸讲起诗坛的新动向，而我爸竟有些意兴阑珊，回答得非常敷衍。倒是我妈拿出了接待牟叔叔的架势，显示出极强的倾听素质。

白胖阿姨介绍完文学世界的新情况，又按照套路开始展示她优秀的女儿，示意黑胖妹妹拿出影集给叔叔阿姨和小姐姐（也就是我）看看。

彼时，我们那儿特别流行艺术照，就是在无PS时代浓妆艳抹、华服美裳用力过猛的影楼照。造型比婚纱照还夸张，穿着各种晚礼服，拿着羽毛扇子或者更奇怪的道具，摆着矫揉造作的姿态。然而一套顶级的艺术照，价格异常不菲，反正我爸一个月的工资是不够的。

黑胖妹妹羞涩地从帆布袋里掏出了一本三十二开的影集，难掩得意地递给了我妈。我妈满脸慈祥地匀速翻看着影集，我也凑过去跟着一起看。可以说，除了惨不忍睹没有更合适的形容词。黑胖妹妹被抹了一脸白粉底，白里透黑地戳在各种妖娆的晚礼服里，显得呆傻肿胀。

“去把你的也拿出来给阿姨看看。”我妈突然轻描淡写地说。

我忽然觉得她不是特别成熟，不仅不成熟，还没有恻隐之心。我真不想拿。

“拿不动吗？要不我帮你搬？”汪姐抬起下巴催促我，还给我使了个眼色，目光中透出今儿她们可是撞到枪口上了的得意。

我也照了一套，软磨硬泡了我妈好久，背着我爸去照的。我妈拿出了我爸不知道的私房钱，给我在最贵的影楼来了一套最贵的套餐。影集比八开的考卷还大一圈，确实挺沉的。那是宫保鸡丁十二块钱一盘的年代，我照了五千块钱的艺术照。要是再说得上纲上线点，我是拿我妈辛辛苦苦洗衣服的血汗钱照了那套东西。为了防止我爸知道我沉迷于这么肤浅的东西玩物丧志，取回来我就把它藏进了衣柜里，大人们不在家的时候才默默拿出来欣赏。没料到我妈突然不低调，直接端给白胖阿姨，一下子暴露了我俩的秘密。

我挺不自在地搬出影集拿给两位客人欣赏，气氛一下就僵硬了，可以推断出白胖阿姨和黑胖妹妹看到我影集的心情。黑胖妹妹整个人缩在了椅子里，无论是影集规模还是她和我的外形差别，距离还是有点明显的。白胖阿姨几乎是恼羞成怒，直接把话题强行转移到了学习成绩，还劝诫我妈不能太惯孩子。

“我也觉得照这玩意很傻，但是小姑娘都喜欢，有什么办法！就像咱们小时候爱攒糖纸，现在想想也很无聊。她想照就满足她呗，省得她埋怨家长对她不够意思。”

这个词真是用得很准确，我汪姐实在太够意思了。

“影楼的人都说她这套拍得漂亮，想挂出来当样品，结果她不同意，害羞，自尊心特别强，不愿意被别人看到。”汪姐好像被白胖阿姨附体了，以略陌生的姿态讲起了话。倒是一贯是女儿先进事迹宣讲团的白胖阿姨强压怒火心潮起伏地听着。我觉得她喘气的声音都变得粗重了。

白胖阿姨带着她闺女败兴而归后，我爸和我妈又一起津津有味地欣赏了一轮我的影集。爸妈一致认为照片太土了，价格也是太高了。但是看着照片里的我发自肺腑的陶醉，他们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意料之外，我爸竟然没讽刺我，可能是他不用掏钱吧。

我问我妈为什么要拿出来气白胖阿姨。我妈说其实不是非要碾压，就是一瞬间烦了，没事不敝帚自珍，也太爱分享了，谁有心情天天捧臭脚天天违心夸人啊！她是母爱，我是不相干的呀，我没义务啊！但是拿出来也有点后悔了，毕竟小姑娘还是容易有挫败感的。不过人生本来就挺残酷的，早让她认识到也没什么坏处。

后来我爸调到一个综合性大学教俄语了，新大学离体育大学挺远的，我妈就把体育大学旁边的干洗店转出去了。临搬家那阵子，我竟然看到武娟阿姨挽着牟叔叔的手从校园里经过。那画面挺刺激的——心事重重的稻草人和狂放不羁的骏马竟然破镜重圆了。

“他们俩和好了？”我有点想不通地问我妈。

“反正他胃不出血了。”我妈笑着说。不知道是不是在為他们高兴。

“武娟阿姨到底是教什么的？这大学有马术吗？我觉得她太矫健，太像一匹马了。”

“我也不知道。现在什么也不教，她辞职了，开了个体育用品店，据说很赚钱。”

“你下一个开什么店呀？不会真是饭店吧？”我很好奇我妈又要头脑一热做什么新买卖。

“我股票赚了些钱。打算先歇俩月，再置办置办咱们新家。肯定有个新店在等着我，你放心吧，我还可以偷着给你买你爸不同意的东西。”

“我都有点舍不得咱家店。我就在那店里长大的。你不留恋当裁缝吗？我只要一听到量体裁衣这个词就想到你。”

“麻烦你以后还是听到洪福齐天的时候想我吧，或者神通广大也行。没有必要持之以恒做一件事，感觉到不痛快或者时机到了就跑呗。有意思的事多了。”我妈潇洒地甩甩头，归置东西去了。

原刊责编    杨晓澜

【作者简介】马小淘，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硕士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获全国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新人奖、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第四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储吉旺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等。十七岁出版随笔集《蓝色发带》。已出版长篇小说《飞走的是树，留下的是鸟》《慢慢爱》《琥珀爱》，小说集《章某某》《火星女孩的地球经历》，散文集《成长的烦恼》《冷眼》等多部作品。